流行的历史小说，以及历史题材的电影、电视剧，大体上可分三类，一类是《三国演义》式的，历史上实有的人物，实有的事件，但故事情节是虚构的。一类是《水浒传》式的，有一点真实的人物、事件的影子，基本上都是虚构的。一类是近年才有的，图解式的历史片，以真实为基础，略加虚构，增强艺术感。至于戏说一类，可以不归入历史类，实际上，它与历史无关。
前二类历史作品，大体上是作者借古人的酒杯，浇自己心中的块垒，并不追求历史的真实。后一类历史作品，则艺术创作受到极大的局限，同时，涉及活着的人，对真实的历史也不能不有所取舍。至于一些标榜真实的历史剧，由于作者并不是历史学家，在历史学家看来，仍离真实甚远。他们对于历史不过是雾里看花，仍然只是在借古人的酒杯，浇自己心中的块垒。至于等而下者，胡编一个历史故事，混碗饭吃，另当别论。
艺术的任务，是抒发作者的强烈感情，以引起观众的共鸣。鲁迅就是这样走上文艺的路的。它告诉人们的并不是真实的人生经验，而是虚构的人生经验，但它反映的感情却是非常强烈的。现有的历史小说一类，乃是作者的感情和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某种感情交流，也是一种共鸣，这种感情完全是一种对现实生活感情的反映，作者的责任并不是去深入剖析复杂的历史事件，他也不需要对艺术创作中的历史的真实性负责。
史学的任务则不同，它是把前人真实的人生（当然广泛地指人类社会）经验，告诉活着的人，科学的历史作品，并不追求眼前的功利，也难以胜任给别人指定生活道路的任务。现代历史学家当然也有自己对历史的种种理解，但他主要是向人们提供真实的历史经验，供人们自己根据前人的人生经验去考虑自己的道路，而不是追求读者和自己发生共鸣，对于同样的历史，不同的人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。
历史学家吴晗曾经希望调和史学和艺术的关系，通过艺术创作，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，他的主张不为文学家所承认，为此曾和李希凡进行过激烈的争论。但他的尝试没有成功。他在解放前夕写的历史著作《朱元璋传》，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，违反了历史作品的科学规律，他的艺术创作《海瑞罢官》就引起了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疑虑。吴晗终以身殉，落下了一场悲剧。对于具有专业的历史学家身分的人来说，他可以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
下走十五岁即有志于史学，现已近耳顺之年，穷年累月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积数十年治学经验，深知史学难搞，即使对于一桩历史事件，要弄清楚它的真相和前因后果，工作十分繁琐，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，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而由于史料的缺乏，许多细节真相难明。至于历史学家对它的理解，却一辈子都在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深入，难有止境，无非是力求接近真实而已。近年来专业的实证史学，面临的环境又十分困难，效率低下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出版的作品，由于枯燥的史料运用和理性分析，与群众还难以沟通，仍需通过种种中介性的作品，才能多少为群众所理解，而好的中介性作品又十分难得。趁此空缺，近年来涌出了大量的所谓纪实文学，以大量虚构的史实，鱼目混珠，误导读者，破坏了严谨的学风。
下走不才，有感于上述种种经验教训，根据朋友的建议，为沟通史学和群众的联系，尝试着创作了一部历史小说：《东方女神——都督府女卫士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1月版）。拙作以民国初年复杂的真实历史为背景，虚构了一个爱情故事，来叙述早期妇女解放的艰难历程。首先必须说明，它不是纪实文学，而是小说，主要人物和事迹是虚构的。但是，下走不是借古人的酒杯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，而是想通过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，让读者获得一种神似的历史感。这里主要的不是爱和恨，而是历史发展的迂回曲折，真实的历史，没有完美的英雄。人们摆脱传统的过程，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过来的。五四时期讨论过娜拉出走以后的问题，也有一些当时人的描述，这类描述，真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后来甚至有一种完美的结论。但历史研究的结果，真实的历史发展，比人们的预期要复杂得多。因此，下走作为一个专业的历史工作者，拙作是在长期深入研究民国初年历史的基础上，以下走已经理性地升华了的历史认识，通过虚构的故事，来模拟历史。这种模拟，不是以作者现在的感情为基础，而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为基础，力求描写出历史上的人所走过的复杂道路和思想感情的微妙的变迁。
当然，下走不敢保证这种尝试能够成功，它需要通过读者的检验。但下走的尝试，或许会对历史题材的创作注入一点活力，如果这样，也不枉了下走的一片苦心。
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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